刑德

文学说：“道路分支岔口一多，人就不知道该走哪条；法令条文一多、名目一繁，百姓就不知道该躲开什么、不触犯什么。所以王者在制定法度的时候，明明白白像日月那样，百姓才不会迷路；宽阔平坦像大路那样，百姓才不会困惑。哪怕是幽暗隐蔽的地方、偏远的地方，也能清清楚楚地知道规矩；连未出嫁的女子、小孩子和妇人，也都知道该避开什么。这样一来，法令没人去触犯，牢狱也就用不上了。从前秦朝的法令比秋天的荼草还繁多，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细密。可是上下之间互相欺瞒逃避，奸诈虚伪的事不断冒出来，官吏去处理这些事，就像去救已经烂掉的东西、去扑已经烧起来的东西一样，根本禁止不住。这并不是因为法网太疏、让罪人漏掉了，而是因为礼义被废弃、只靠刑罚办事的缘故。如今法令有一百多篇，条文繁复，罪名又重，各郡国用起来都疑惑不定，有的判得轻、有的判得重；连那些熟悉律令的官吏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置，何况是愚昧的百姓呢！律令放在栈阁上积满灰尘、被虫蛀坏，官吏都不能全看一遍，何况是愚昧的百姓呢！这就是案子越断越多、百姓犯禁越犯越多的原因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宜犴宜狱，握粟出卜，自何能谷？’——该进牢狱就进牢狱，抓一把粟米出去占卜，问自己怎么才能有好结果？这句诗就是在讽刺刑法太繁多。亲属服丧的类别很多，往上往下各有减杀，但服制总共不过五等。五刑的条目有三千条，往上比附往下比附，但刑罚种类也不过五种。所以治理百姓的办法，最要紧的只是切实地搞好教化罢了。”

文学说：《诗经》里讲：“周朝的大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坦，笔直得像射出的箭。”这是说它容易走。“君子走在上面，小人看着它。”这是说它清楚明白。所以，德行光明就容易跟从，法令简约就容易施行。如今驰道横穿山陵高地，弯弯曲曲绕遍天下，这是把万里之地都变成了百姓的陷阱。捕兽的网张挂在山谷里，陷阱设在必经的小路上，带丝绳的短箭装饰好了放在上面——百姓能不被套住吗？官府聚集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敞开他们获利的门路，礼义仁德被搁置不顾——百姓能不起而越过界限吗？所以事情闹到最后，就发展到攻打城池、闯入都邑，损耗府库的钱财，偷盗宗庙的宝器，哪里只是跨越千仞的高处、举起千钧的重物那样的事呢！管仲说：“礼义廉耻这四维不伸张，即使皋陶也做不了法官。”所以道德教化废弃了，欺诈作假就会盛行；礼义崩坏了，奸邪就会兴起——这都是因为不讲仁义啊。仁，是爱的体现；义，是做事恰到好处。所以君子用仁爱推及万物，从近处治理并推及远方。《传》上说：“凡是活着的物类，没有比人更尊贵的；君主所看重的，没有比人更重要的。”所以上天生育万物来奉养人，君主爱人就是顺应天意。只听说过用六畜禽兽来养人，没听说过拿所养的东西反过来害人的。鲁国的马厩失火，孔子退朝回来，只问伤没伤到人，不问马，这是看重人而看轻牲畜。如今偷马的人判死罪，偷牛的人罪更重。可是有人骑着车马走在驰道上，官吏根据苛刻的条文拦阻而不放行，就把他当作偷马来办，罪也判成死罪。现在有人打伤了人，拿着自己的刀剑逃走，难道也能说他是偷了武库的兵器去杀人吗？君主立了法，百姓犯了法，难道也能因此说他大逆不道、轻视君主的律令吗？重判可以判死，轻判可以免罪，这本来就不是法律禁令的本意。法律，是顺着人情来制定的，不是设置罪名来陷害人的。所以《春秋》审理案件，要追究其用心来定罪。动机善良而触犯了法律的，可以赦免；用心险恶而恰好符合法律条文的，也要诛罚。如今伤了人却没有造成严重伤害，用心并不太恶，而恰好触犯了法律条文，就能说他是偷了兵器又伤了人吗？还是执法的人有过错呢？为什么这样判不合人心呢！古时候，打伤人有伤口的要受刑罚，偷盗有赃物的要受处罚，杀人的才处死。如今拿别人的兵刃来伤了人，罪就和杀人一样，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它最根本的用意吗？

文学说：“缰绳和马嚼子，是驾驭马的工具，但要碰上好工匠才能把它们调整得合适。法律和权势，是治理国家的工具，但要碰上贤德的人来执掌才能发生教化作用。拿缰绳的人如果不对，马就会狂奔乱跑；掌舵的人如果不对，船就会翻掉、伤人。从前吴国让宰嚭掌舵，结果弄破了吴国的船；秦国让赵高拿缰绳，结果弄翻了秦国的车。如今如果废掉仁义这套办法，而去任用搞刑名法术的人，那就是重演吴国、秦国的旧事。做君主的应该效法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周武王，做丞相的应该效法周公，研究治国之术的应该效法孔子，这是百代也不会改变的道理。韩非否定先王之道而不肯遵行，舍弃正当的法令而不肯依从，最终自己踩进了陷阱，被囚禁起来，客死在秦国。不通晓大道理，只一味耍小聪明、搞诡辩，这只能害了他自己罢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