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鞅

文学说：从前文帝的时候，没有盐、铁这些专营之利，百姓却富足；如今有了这些利，百姓反倒困乏，我没有看到这些利究竟利在何处，只看到它的害处。况且，财利既不是从天上下来的，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，一概都是从民间取来的，却号称有百倍之利，这正是计谋失误的地方。这跟蠢人反穿皮袄去背柴一样，爱惜皮袄上的毛，却不知道皮子已经磨尽了。李树、梅树结果太多，第二年就要因此减损；新谷成熟了，旧谷就要因此亏耗。天地本身尚且不能两方都满盈，何况人间的事呢？所以对那边有利，必定在这边损耗，就像阴和阳不能同时照耀，白天和黑夜有长有短一样。商鞅严刑峻法、一味求利，秦国人活不下去，相互聚在一起对着孝公哭。吴起一味用兵攻取，楚国人骚动不安，相互聚在一起对着悼王哭。此后楚国一天天危险，秦国一天天衰弱。所以财利积聚起来而怨恨也积聚起来，土地扩大而祸患也酿成了，哪里像大夫说的那样财利取用不尽而百姓却不知觉、把地一直拓到西河而百姓却不以为苦呢？如今商鞅那一套法令在国内施行，吴起那种用兵之法在外面使用，行路的人在道上奔波劳苦，居家的人在屋里困窘匮乏，老母亲号啕哭泣，怨女唉声叹息；文学我即便想不忧虑，又怎么能做到呢？

文学说：“善于打孔凿榫的人，把榫眼做得周全，安上去就不会拔脱；善于打地基的人，能把建筑垒得很高而不倒塌。伊尹用尧、舜那套道义给殷商打根基，所以子孙相继即位，百代不断绝。商鞅用重刑和严苛的法令给秦国打根基，所以只传了两代就被人夺去了。刑罚已经够严酷了，他又搞出连坐之法，设立诽谤罪，增加肉刑，百姓吓得战战兢兢，手和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。赋税征收已经又繁又多，对外又禁止百姓开发山林湖泽的资源，对内设立种种牟取百倍之利的门路，百姓没有地方开口申诉、没有机会说话。崇尚财利而轻贱道义，抬高武力而推崇战功，这样并非不能拓展疆土、推进地盘，但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水肿病，越是给他加水，病情就越重。看得出商鞅为秦国开创了称帝的事业，却看不出他也给秦国招来了亡国的道路。用弯斜不正的榫眼，就算是公输子那样的巧匠也配不好榫头。用一畚箕一畚箕的土堆起来的地基，就算是好匠人也垒不高。就好比秋天的蓬草遭了霜，一遇上风就零落四散，这样的人即使有十个子产，又能拿他怎么样呢？所以扁鹊不能让白骨重新长出肉来，微子、箕子也不能让已经灭亡的国家存续下去。”

文学说：“商鞅推行的那套‘开塞’之术，不能说没有施行；蒙恬把匈奴打退千里，不能说没有功劳；秦国的威势震动天下，不能说它不强大；诸侯闻风归附、向西朝拜，不能说他们不服从。然而，这些恰恰都是秦朝灭亡的原因。商鞅用权术和算计危害秦国，蒙恬靠夺得千里土地而使秦的社稷灭亡：这两个人，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害处，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，所以最终自己身死、众人跟着败亡。这就是所谓恋恋于小利的小聪明，是愚蠢之人的算计，哪里谈得上什么大道呢？所以说：‘小人起初迎合、后来违逆，开始时虽然坐在车上得意，最后必定哭出血来。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”

文学说：君子进身出仕一定遵循道义，退隐不仕也不失掉义，地位高却不自负，功劳大却不自夸，职位尊贵而行为恭敬，功业巨大而处事顺理；所以世俗不嫉恨他的才能，世人也不妒忌他的功业。如今商鞅抛弃道义而使用权术，废弃德教而依赖武力，严刑峻法、滥用刑罚，把残暴酷虐当成风气，欺骗老朋友来建立功勋，对公族用刑来树立威势，对百姓没有恩惠，对诸侯没有信用，人人跟他结怨，家家与他为仇，虽然因为获得功勋而被封赏，也就像吃毒肉一样，只顾一时吃饱的痛快，终究要遭受它的祸害。苏秦搞合纵连横，统率协调六国，功业不能说不大；夏桀、商纣与唐尧、虞舜一同被人称说，到现在也没有消失，名声不能说不久长；然而做得不对的人不值得看重。所以事业不随便求多，名声也不随便流传。

文学说：比干被挖出心脏，伍子胥被装进皮袋沉入江中，他们并不是轻率地去冒犯君主、拿性命冒险，也不是硬要进谏来博取名声。那是出于一种痛切真挚的忠诚，内心被触动，就忘了祸患会从外面降临；他们的心志在于纠正君主、拯救百姓，所以即使身死也不怨恨。君子能够做到这样的德行，却挡不住别人加给他的罪名；即便身陷刑罚杀戮之中，那也不是他自己的罪过。因此比干死了，殷人怨恨；子胥死了，吴人痛恨。如今秦国人对商鞅那套法令的怨恨刻毒，超过了对待私人的仇敌，所以孝公一死的那一天，全国都来攻击他，他东、西、南、北无处可逃，只好仰天叹息说：『唉呀，执政的弊病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！』最终他被车裂，宗族被诛灭，被天下人耻笑。这个人是自己害死了自己，不是别人杀了他。